噬嗑/賁：諮商中的五種權力反思
一 祭司效應
後馬克思學者Bourdier認為從學術專業中衍生「Distinction」﹝象徵秀異﹞以一種文化獨斷的方式區格著不同的社會階級，也因此像是鍊金術般不斷形成風尚﹝邱天助2002﹞。專家因此成為神聖追求的代言人，而具有祭司般的效應獲取社會行動主體的信任與委身。心理治療師也同樣的以祭司的樣態站在為人消災解厄位置，因此對於追求心理成長的社會行動主體而言，心理治療的論述與符號成為一種象徵秀異而區格著「不成長」的社會階層，而治療師的祭司效應因此而發揮療效也因此而發生。
二 知識權力
以知識考古著名的M. Focult認為知識是一種權力的指向，將所指加以區分，而得到詮識與監控的勢力﹝Dreyfus, H & Rabinow, P 1982﹞；E. Said﹝1993﹞則在其著作「Representation of the Intellectual」[1]認為不管知識分子如何努力的企圖去建構超越世俗的價值樣態，但是一切的學術活動也都將以世俗生活做為起點，而無可避免的滲入人際利益的糾葛和信仰的偏見紛爭。左翼文化學者P.Bourdier﹝邱天助，2002﹞直接以「Culture Reproduction」﹝中譯「文化再製」﹞的論述，認為資本市場中做為「象徵暴力」的中介形成另一種階級控制，「強制他人接受符合其利益的社會世界定義」﹝邱天助2002﹞。另一位法國文化批判學者J.F. Lyotard則進一步的繼尼采宣稱「上帝已死」之後，將知識的神聖光環拿掉，而認為知識的論述近似於「語言遊戲」，所以要透過知識的論述來再現真實是不可能的﹝鄭祥福1995﹞。
三 助人政治
從小就被教導：「政治是管理眾人之事」，
長大更感受到：「政治是在社會大體制之內進行的一種支配性活動」。
由於自認為不喜歡支配，
更不擅常在大體制之內攪支配，
做心理輔導的專業身分更不能沾染政治，
所以常久以來都自認為自己非常不政治。
直到有一天突然發現：
出現在眼前與潛藏在身邊，所有生活經驗都具有相當的政治意涵…。
這種「轉移」發生自周遭環境快速變化下的覺醒：
「我到底要不要跟著變？」
「我會不會被淘汰掉？」
小到研究室的電腦升級；明明用的很順手，卻被迫接受新產品；
大到心理師的証照考試；明明做的很順心，卻被迫接受新折磨。
當然，勸我電腦升級與勸我考証照的他們都說：
「這是為我好…」
當我決定還是用駕輕就熟的軟體來操作我的檔案，
他們覺得我老了所以不想接受進步！
當我決定拒絕進考場，以折磨自己靈魂的方法來領取一張工作許可証，
他們覺得我想太多了，專業証照化是世代潮流，視時務為俊傑，忍一忍就過去的事，幹什麼要把自己的專業前途給弄擰了…。
利益有時不一定是金錢，更可能是權力：
它可以影響人、改變人、滋養人、操縱人、剝削人、對抗人。
知識份子都知道它比金錢更具有魅力，
助人者也都知道它比金錢更另人滿足，
因此知識分子與助人者最擅常操控著符號，
將你的生活經驗轉化成他的權力。
如今我變的非常政治，
希望將政治做為一種反省的方式。由其是在助人的時候，
反省自己是如何消費受助者的主體性；
反省自己有沒有用了助人者的權力。
四 野蠻遊戲
若用Bourdieu的語言來說，諮商心理師這種「小資產階級」的生活品味是可以凌駕在大眾階層，可以其智性的「秀異象徵」成為「社會區隔」[2]，而突顯出其價值的叢結﹝邱天助，2000﹞。然而証照建制的情況下，有志青年如何的奮力擠身進入「秀異行列」？或是在精英主義領導下的專業場域與行動主體間衍生出什麼樣子的「策略」？[3]實在是一個需要被討論與反思的議題。
目前心理諮商已經依附在國家權力體系下，以立法的方式促成專業的發展，進而達到助人的品質提昇。在此簡單的邏輯下，國家考試機器開始啟動，建制了專業位置的保護傘。從此「証照」成為條件象徵，並以此「象徵」區隔出不同的勢力範圍，也以此「象徵」區隔誰有資格擠進專業人士的行列。而無法取得証照者就被逐出勢力範圍，喪失了專業認同，剝奪了發展機會，因此我認為以証照做為條件來區隔能力位置的作法，對追求主體性的專業工作者而言：是一種「象徵暴力」。
「象徵暴力」的發生，關鍵不在於考試機器，也不在於法律規章，更不再於少數的權威個體；而是在於集體性的共謀：一種群體性的被迫害妄想漫延在個體之間，個體在一種看不到的生存威脅下，不得不擠破頭的往象徵秀異的方向鑽，深怕自己鑽不進去就要被邊緣化。當大家都覺得必需要戴上象徵秀異的帽子才可生存時，象徵之虛就誤為形式之實，秀異變成必需，選擇性變成強迫性，多元發展變成單一教條，專業發展中最重要的自主性價值，就成為知識權力下的政治祭品。
「証照文化」是一種集體的投資運動，而「投資」是資本主義下的市場活動。美國社會學者Randall Collins 在其名為「The Credential Society」的著作中，討論關於教育、專業與社會階層化的議題，就強調文化與知識的資本市場化後，導致的各種現象：「這種前工業社會的特點在貴族與平民間仍很顯著，貴族們努力鬥爭或從事政治以保持或提高其職位，…在工業化的美國，貴族和平民仍然存在，有時存於單一工作中。」「事實上，我們的社會比所能承認的，更像一個部落社會。儘管我們擁有對理性形象的控制，我們的機構只不過是對原始部落的入會儀式…。」Collins似乎對於美式資本主義下的教育制度持著悲觀的看法，而以「貴族─平民」與「原始部落」的隱喻來傳遞其中充滿了「不公平」與「野蠻」的現象；在資本主義下的文化市場，追求文化利益的知識分子成了「野蠻的高貴人」[4]。專業証照這類每年數百人玩的「文化區隔」遊戲，比起政府教育場域所執行的聯考、証照考、資格考其實只是「小巫見大巫」。每年有各種不同場域的有志青年，在與政府教育場域玩這種「遊戲」，在「優勝劣敗」、「好運歹運」…等等決定因素之下，這種「入會儀式」似乎真是種「野蠻遊戲」。
四 X情人[5]：
還記得在「X情人」裡飾演天使的尼古拉‧凱吉那雙孤獨與傷感的眼神嗎？
其實「心理醫生」如同天使般，只是個傳說；傳說有一種生命具有特殊的能力，可以治癒受傷的靈魂﹝”Psychotherapy”的原意即為靈魂的治癒﹞。
在後工業的現代社會中「精神科醫生」、「臨床心理師」、「諮商心理師」、「臨床社工師」甚至「牧靈輔導者」自我期許的扮演「天使」般的角色，
「天使」這種傳說中浪漫的生命，其背後卻有「超了凡，卻入不了聖」的尷尬與苦處。只因擔負傳遞神訊的使命，它不被允許掉入輪迴，卻也無法升至涅槃；它不被允許陷入人性的脆弱，卻也無法拋下情欲的糾葛，因此天使在無法終了的一生中，永恒的飄盪在彼岸與此岸間的第三界。
[1] 中譯「知識分子論」參見本文參考書目
[2]取自Bourdieu 社會階層的概念。Bourdieu 認為象徵系統是一種文化結構的宰制工具，而透過象徵符號的區分，區隔出不同的社會階層。例如教師階層在生活中所呈現的種種象徵﹝學歷、知識、專業、自我進修…等﹞，就從大眾階層分離出某種「優秀而獨特」的「品味」。
[3] Bourdieu不贊成以機械論的觀點認為行動主體的行為只是環境刺激的結果，但是也對行動主體具有自我選擇的主導性有所遲疑，他認為行動主體與體制之間共同衍生的「生存心態」，會創作出無數的「策略」，來適應各種的情境。因此行動主體一面是被鑄者，一面是創造者。
[4] Bourdieu曾以盧梭所言之「高貴的野蠻人」欣賞未受資本主義所玩之「文化區隔」遊戲所污染的勞工階層。筆者則以「野蠻的高貴人」反思精於玩弄「文化區隔」遊戲的文化精英分子。
[5] 此段文字摘錄自我為張老師出版社出版的「診療椅上的性與愛」所撰的推薦序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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